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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回不去的村庄

发布时间:2019-08-23 22:19:46 编辑:笔名

在现代化进程中,中国许多村庄将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沉寂的宿命,继而成为人们回不去的村庄

临近年关,在韩国打工的杨可退出了他所在的初中同学微信群,他说,看着大家热聊,自己会过于想家,这种感觉很煎熬。

算上今年,这是29岁的杨可第四个年头没回农村老家过年了,倒是在梦中时不时会出现儿时在村中玩耍的情景,但每一次都被噩梦惊醒, 梦到所有的人都躲起来了,只有我一个人在村里的胡同走,胡同突然变得很长,黑乎乎的,什么都看不见。

而现实中,这里也是一个平静的小村庄,除了过年过节人气比较旺盛之外,平时走在村里长长的胡同里,很少会碰到村里的人。胡同两旁人家的大门经常处于一种紧闭状态,偶尔才能看到个别打开大门走出来站在门口四处张望的留守老人。

这个村庄的居民,一部分像杨可一样,常年外出打工没有回家,有的则是彻底离开了,搬到城里或镇上住。留下的是一些在这里固守的老人或孩子和一个没有什么人气的村庄。

它和中国许多村落类似,在现代化的进程中,逐步走向沉寂的宿命, 现在村里许多人认为,只有被社会淘汰了的才会留在村里,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往外逃。 杨可说。

逃离 村庄

紧靠着井店镇的邵村,距离河南安阳市70多公里,杨可家的房子就在邵村村口。

与一些将要消失的村落不同,邵村并没有展现出一幅乡村破败的景象,反而大多数房子都是被翻新过的北方农村特有的高大庭院,一家挨一家整齐划一地往胡同深处延伸,只是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空置的。

和村里的沉寂不一样,井店镇近几年正在快速发展,工地日夜不停地开工,泥头车在镇上的主道上来来往往,只要是晴朗的日子,就会给镇上的居民塑造出一幅尘土飞扬的图像。

杨怡和杨可是同一条胡同里的邻居,只是早在8年前杨怡家就在镇上建了房子,一家搬到镇上住后,就再也没有回去住过。

其实,杨怡一家并不是第一批离开乡村的人,最早离开村子的是 有单位 的人,比如像杨怡的一个叔叔,是转业军人,后来被安排到县公安局了。因为成了体制内的人,杨怡的叔叔一家都进了县城。

因为成为体制内的人选择离开邵村的,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有过一些,但并不是很多。这些人的搬离和现代化、市场化都没有什么关系,属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人离开农村的一部分。

20世纪90年代,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,由于农村生活条件艰苦,邵村的一些村民开始走出去,有的去做建筑,慢慢成为包工头,或者做其他生意,逐渐在外面的城市定居下来。

邵村转身成为他们的故乡,如果有亲戚或者亲人尚在村里,有些离开的人会偶尔回来一趟,或者有的会在村里祭祖的时候回来。

2000年以后,除了上了大学在城里安顿下来的,邵村出去的大多数都是打工青年。他们当中,一部分在城里留了下来,但是大多数仍然没有能力举家搬迁,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,甚至留守妇女,这一群体的人数在村里开始多了起来。

而如今,由于邵村紧靠着井店镇,井店镇的发展再次吸纳了一批邵村村民,他们在镇上谋得相关的职业,邵村也成了他们不经常回去的故乡。

但是相当一部分邵村劳动力还是像杨可一样被分流到外面去了。 

杨可之前在郑州工作,2011年,听说一个劳务公司招到韩国工作的工人,他和村里的几个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一起报名,后来随劳务公司到了韩国。

而杨怡一家虽然搬到了镇上,但是大学毕业后,杨怡却到了北京工作,邵村对于她来说,更是一个回不去的村庄。

但是杨怡在邵村的房子并没有随着家人的搬离而变得破败,在杨怡父亲的眼中,老家的宅基地是一块风水宝地,继而房子也被重新装修一新,虽然几乎没有人住。

 如今,随着乡村整体环境的变化,像许多村落一样,逃离村庄也成了邵村村民的价值观。

乡村之变

在杨怡看来,邵村还是没落了。

20世纪90年初,邵村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,那时候的邵村有许多小型砖瓦厂、腐竹厂,和整个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一样,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但是2005年后,这些行业开始走向没落,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,当地政府关闭了当地的小型砖瓦窑,另外一些大型公司以及他们的产品进入,当地的小型企业和小作坊瞬间被排挤出了市场。

特别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外流,邵村开始真正走向没落。

杨怡记得,小时候村里就有小学,如今小学早就被改成一片民宅,即使是镇上的中学也被撤销。

如今村里的孩子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学。 杨怡说。

令杨怡记忆深刻的是,在她上中学的时候,镇上的中学还是县里的重点中学,但是,后来镇上的优秀老师都被县里的中学挖走了,镇上的中学逐渐成了群众口中 一座考不上高中的初中 , 这样一来,想让孩子考高中的家长就不让孩子到镇上上学了,都送到县城里去了。

后来,到镇上上中学的学生越来越少, 有一些家长觉得反正在那读也考不上高中,干脆让孩子早点打工得了。 据杨怡回忆,镇上的中学校长还做了一个承诺说,只要有一个学生,学校就不撤销, 后来真的只剩下一个学生了,这个学生也不愿意去上学了。学校还是逃脱不了被撤销的命运。

在杨怡看来,教育资源远离农村,也是像邵村这样的村子逐渐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。

教育没落的同时还有邵村的传统文化也在凋敝,童年时代的杨可、杨怡一代,每年逢年过节,村里都有扭秧歌、说书、唱戏等活动,但如今这种活动几乎没有了,继而被 时代潮流 所取代,这也是令杨怡忧心忡忡的地方, 现在不管在镇上还是在村里,有活动请的都是 歌舞团 ,她们穿着暴露,说一些很低俗的语言,唱一些很低俗的歌曲。

在邵村,流行一句谚语也反映了村里长幼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, 这句谚语是 以前是婆婆教训媳妇,现在都是媳妇教训婆婆 。 杨怡说。

另外,邵村也没有逃离疾病的困扰。

 对于杨可来说,邵村还是一个伤心之地,这也是他虽然想家,但多年不回的原因之一。多年前,他的父亲突患癌症去世,这让他无法释怀,每每提到此事,他都会哽咽流涕。

而父亲去世后不久,母亲改嫁更是令他很受打击,一气之下他甚至和母亲签订了互不往来的协议。

后来他还注意到,村里因为癌症去世的人有好几个,而同一个镇上的则更多。

杨怡、杨可都怀疑这一切是因为镇上的一个化工厂造成的,他们估计是因为水出现问题了, 因为我们发现这家工厂直接往地里排污水,我们很多人喝的是地下水。 杨怡说,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拿当地的水质去相关部门检验过。

 而据杨怡介绍,面对这种疑似潜在的危险,很多人则选择了离开邵村、离开井店镇,来保障身体的健康。

下一站或是荒芜

杨怡觉得,如果邵村各种环境一直恶化下去,它将和一些已经消失了的村庄一样,走向荒芜。

其实,全国许多乡村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消失,成为人们回不去的村庄。

如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南坑村,始建于清朝末期、最鼎盛时有1 0多口人的山村,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,现在,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,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,而被媒体广泛报道。

陕西横山县赵石畔镇圪洞峁村原有200多名村民,目前只剩下5个村民独居山村

作家冯骥才在一次全国会议上更是指出,10年间我国自然村减少了90万个。他认为,古村承载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,古村改造时应避免直接破坏。

但也有人指出,自然村消亡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,脱离落后的生产和社会地位,对村民来说并不是坏事。

显然,对于村庄的消亡社会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观察,自然村消失的形式有两种,一种是外力的消灭,例如撤村合并,建立大规模的居住点或者城市,自然村的宅基地被用作其他用途等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很多农民不是自觉自愿离开,而是在行政与市场力量作用之下被迫离开家园。 卢晖临说,另一种是村庄自然地消失。 一些偏远的村庄,交通不便,公用设施比较缺乏。这种情况下,农民进城打工,十室九空的情况越来越多,有的村庄甚至渐渐消失。  
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檀学文表示,自然村的消失显然应当是一个可以推测和观察到的事实。但是否消失得像冯骥才说的那样快,却很难说,他对已有数据仍存疑。

檀学文提到,对于人们印象中的村庄,有必要区分自然村、村落和古村落三个概念来讨论。自然村是一个地域概念,由若干户居民聚居形成,或大或小,有时边界也是模糊的。村落则是地域概念和社会学概念,包含历史、文化和社会联系等因素,理解为规模较大、有一定历史的或者由多个临近自然村组成的更为合适。

檀学文认为人们担忧村落消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由:一方面,自然村落是长期形成的,具有社会、经济和自然的合理性,承载着历史、文化和社会关系,因此村落的消亡也就伴随着社会剧烈转型、文化割裂甚至消亡的担忧;另一方面,基层的基本单位是村落,村落的变动就意味着社会基础的变动,因此是轻易动不得的。

卢晖临认为,自然村消失后,农民可能会失去退路。 在大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,但他们并不是市民,也没有过上城市人的生活,是一种伪城市化;在小县城定居的人是一种低质量的城市化。这种情况下,自然村快速消失会导致他们失去家乡低成本生活的选择 。

在社会变动时期,村庄有助于应对震荡,帮助社会实现平稳过渡。村庄的消失则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后方。 卢晖临表示,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,当危机来临,小农经济和村社结构在重建秩序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这也是中国社会得以长时间保持稳定的一个奥秘。大量的自然村消失,会降低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。

檀学文则认为,不管怎么样,未来村落消失、村庄合并、城镇化进程都将共存于同一社会经济演变图景之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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